近代保定城市商业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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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保定城市商业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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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历史悠久，市场和商业形成很早。元明清时期，作为首都北京的“南大门”，保定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城市商业日趋繁荣。清初，保定成为直隶（河北）省会，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商业得以进一步发展。近代以来，随着保定政治地位的下降，城市发展的政治性动力随之减弱，但其作为冀中商贸中心的地位依然存在。本文以1860—1928年的保定城市商业为例，对保定城市商业的近代转型进行个案研究。1860年天津开埠，直隶双省会局面的形成对保定城市发展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因为北京在1928年以前一直是中央政府所在地，保定作为北京的“南大门”，这种“都南屏翰”的地位一直存在。直至1928年国都南迁，保定在政治上失去对中央政权的依附性，城市的政治地位逐渐衰落，变为河北省的一个普通城市。以1860年至1928年作为研究的时间段，既能体现保定作为传统行政中心城市的传统性，又能考察清末民初在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的变革性。保定作为传统行政中心城市，与京津地区关系密切，考察近代保定城市商业发展变迁情况，在区域经济史中具有典型意义，对当前保定城市功能提升及京津冀城市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保定城市商业的近代转型

保定位于物产丰富的冀中平原中心地带，元明清时期，作为京师门户，保定市场繁荣，形成诸多颇具特色的商业区。清康熙八年（1669）成为直隶省会后，保定城内驻军和官吏数目不断增加，促使城市购买力大幅提高，吸引许多商贩聚集，城中“厅宇以万计，食指以数十万，日且渐于靡，非大家儿而绔纨、而履丝，非都邑地而爨桂、而烹珍，邑所不产则贸于他国，以故操赢余竞刀锥者得聚族”[1]，商业十分繁荣。至近代，保定百货云屯，成为冀中商贸中心，“客游于斯，就食于斯者，亦肩摩而趾错。且维时商贾以无所扰，获利较丰，又辐辏而云集也”[1]。保定城内有大小商户千余家，一般大中型商号都有自己的固定门市，以布线庄、粮行、杂货为最盛；其它则多以集市贸易的形式成交，主要经营棉花、布匹、日用百货、干鲜果品和土产杂货等，也有一些行商、摊贩走街串巷。保定城市商业服务设施如邮电通讯、银行保险、交通运输等都比较完备。城市普通消费包括满足市民衣、食、住、行等需要的日常生活消费，这类消费贯穿近代保定商业发展的始终。此外，还有服务于官绅阶层的高档消费。保定城市商业的近代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式商业初步发展。晚清时期，洋布、西药等商品出现在主要销售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保定传统杂货店中，这类杂货店逐步发展成为洋广杂货店。随着经营种类的不断增多，经销日用百货、工艺品、五金用品等的综合百货商店发展起来。百货业成为保定近代形成的新式商业行业。民国初年，随着城市百货业的发展，保定城内出现大型百货商场，主要有济善商场、天华市场、保阳第一楼等。与沿街百货商店不同，商场作为一种多功能性的商业设施，往往占据几个街区，商场内除了开设各类商店外，还设有剧场、游乐场等娱乐设施。商场这种新式商业综合体的出现促进了保定百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了城市商业繁荣。

第二，新的经营方式。保定传统商业多为独资，经营权与所有权合一。近代以来，保定新兴商业实体开始采用新的经营方式。保定大型商场采用对外招商的方式进行经营管理，促进了商业经营理念、模式的转变。此外，一些新兴商业实体则采用新式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如1919年军阀王占元、孙锡五共同创立保定乾义面粉两合公司，按照出资额采取两合形式，王占元为无限责任股东，孙锡五为有限责任股东。此后，保定乾义面粉两合公司改名为保定乾义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公司章程，采用董事制度，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这充分调动了公司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了公司的发展。

第三，新的营销手段。近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刊登广告、促销、拍卖等经营手段被广泛使用。保定很多沿街店铺都设立了广告牌对产品进行宣传，有些还利用报刊、书籍等宣传途径刊登广告，以提高商品知名度，招揽顾客。针对民众认为机制粉味道不如石磨面好吃、不愿购买的情况，保定乾义面粉公司采用彩票促销等手段，推销其生产的机制粉。公司声明“每袋面粉内装有彩票一张，头彩得一号面粉30袋，余彩递减，售足10万袋开彩一次，共计开彩两次”[2]，起到很好的效果，所生产的太极图牌机制粉销售额激增，在占领本地市场的同时，也畅销京、津等地区。